（原标题：美团正在背道而驰）配资著名炒股配资门户
2011年3月，美团创始人王兴向阿里巴巴前COO关明生请教，请他帮忙诊断美团网的管理问题。关明生对王兴说，美团有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明确的领导力体系；第二，没有明确价值观。
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团体量规模数十上百倍的增长，王兴个人的财富成百上千倍地增长。但直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在领导力体系建设的问题上，王兴的表态永远都是正在努力。2017年，王兴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仍然表示，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但人的成长不能速成。
晚点LatePost也曾报道，2021年左右，在王慧文离职后，打车业务缺乏一个能够操盘全局的人，王兴只能自己投入更多精力。打车业务的两位FM（function manger）每两周向王兴汇报一次。
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个人的努力还可以覆盖掉竞争的凶险。但当大风大浪打过来，一些问题则开始逐渐暴露，就像外卖行业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而价值观的正确与否，相比之下更加明晰而有答案。反垄断处罚就是个相当直接的证明。
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款34.42亿元。
当时的处罚公告中明确写道：
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施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式，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
实际上美团的管理问题仅仅是表象，更深的的在于其治理体系：
在这个被包装成科技创新乌托邦的企业中，话语权仍然被王兴夫妇牢牢把握。其通过离岸信托控制着84.5%的A类股（1股10票），加上个人持有的B类股（1股1票），最终手握46%投票权。相当于用不到10%的股份，就能否决所有的重大决策。
表面上，美团讲了一个用算法重构商业秩序的励志故事；暗线里，股权穿透图上交织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与开曼有限合伙企业，正编织着一张凌驾于公众股东之上的控制网络。
这种数据时代的权力力学，恰似硬币的两面：一面雕刻着数字经济的辉煌成就，另一面倒映着现代公司治理的现代性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腐坏味道。
权利结构
美团的夫妻店治理结构，甚至一手造就了当下的危机。
值得投资人警惕的是，美团正在形成一个以王兴、王兴妻子郭万怀等几个人组成的小的决策圈子，决定这家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算普通劳动者公司的所有决策。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已经成了多位高层出走的主要原因。
美团前COO干嘉伟之所以离职，其根本原因也是被郭万怀架空。有美团离职员工透露，郭万怀独揽财务和人事大权，相关邮件不抄送干嘉伟，导致这位美团COO对一些核心数据居然毫不知情，以致于负气出走。
此外，以家族化治理为主的体系下，自然会隐藏一些财务决策风险，这其中有多少是有问题的外界就很难得知了。
一方面，美团近年的投资偏好更偏向保守理财，如美团在2024年同比多买了接近1000亿元的短期理财产品。
与此同时，在过去“烧钱”的新业务中，美团也在持续减亏。2024年，美团新业务营业亏损72.73亿元，较2023年的201.66亿元收窄63.9%，营业亏损率从28.9%降至8.3%，但很有可能是在牺牲美团未来的长期利益。
另一方面，虽然王兴一直公开宣扬“AI进攻战略”，但美团的研发开支却从上一年的212亿（7.7%）元下降至210亿元（6.2%），这也体现了美团战略与投资侧的背离。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高枕无忧。但对于美团来说，当这家巨无霸平台开始准备躺下享受，其巨额收入利润的合理性、合法性就会随之显现——当一个乌托邦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帝国，失去政策的护佑就进入了倒计时。
双面账簿
如果说没有领导力体系对应着美团内部的潜在隐患，那没有明确价值观，对应着的就是美团时至今日仍在逃避的社会责任问题。
尽管美团一直在公开宣扬其核心业务利润率仅2%-3%，甚至其外卖业务保持着连锁多年的亏损，但餐饮商户们对于这个结论都并不买单。
某美团外卖的万单店老板就对美团外卖亏损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据他所述，他的店铺中平均每个订单用户支付价格大概16元，店家到手价格基本13元，每天能有400单左右，尤为关键的是，他每天还要花500元在美团上做投流推广。
这样算下来，美团每个月收的“房租“差不多有4.5万元，而他一天到晚在店里“累死累活“一个月的净利润也到不了2万块钱，而这就已经是在美团外卖上拿得出手的优秀店铺了。
有知情人透露，美团佣金从最早的10%到现在30%，而且在疫情期间也没有下调。不止个体店对此非常抗拒，财大气粗的连锁品牌也同样如此。
2023年，“凉皮一哥”魏家凉皮因佣金上涨，正式暂停了美团线上业务。其内部人士更是放出狠话：不会选择资本控制的垄断平台。
一个侧面的证据是，2022年就有用户在小红书曝出“魏家凉皮200米距离配送费7.5元，晚间配送费11.5元，而一份米皮才7元。”当时魏家凉皮回应称“平台定的，正在协商”。
这些种种诡谲之中，美团外卖是不是真的只有2个点净利率，真相至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作为可直接对比的案例，普遍被认为成本更高的海外外卖，反而会更加挣钱，如加拿大的“饭团外卖”早早就实现了盈利。凯尔特亚洲管理合伙人陈洁曾言：“饭团在创立2年后就开始盈利，并且还买下自己的办公楼。”
治理反思
低利润的另一个直接体现是，相比同体量的公司，美团在大陆地区却缴交这远低于同体量公司的税款：其2023年收入2767亿元，净利润139亿元，实际交付的企业所得税1.64亿元。
大众对此也是满怀质疑，在公众平台上几乎每篇关于美团的文章下都充满着诸如此类的诘问。
作为对比的是，2023年，腾讯控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总额为432.76亿元，同为重资产运营的京东也缴税83.93亿元。
这些动作，似乎很难让人想到美团曾经也致力于成为一家“社会企业”。
美团是否在以低利润为由，躲避平台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杭州曾有一名美团众包骑手袁某，日工作16小时，雨天睡在商圈长椅上等待凌晨单量，最终猝死。
一个可以参照的案例是，2014年，欧盟宣布对亚马逊2003年与卢森堡政府签署的税收协议展开深入调查，以确定亚马逊是否非法转移利润以降低税款。
欧盟方面表示，“亚马逊为尽量避免为其欧洲利润纳税做出了许多努力，这其中有多项安排都违反了欧盟的相关规定，例如此前亚马逊在卢森堡注册的子公司利用卢森堡的一项免税政策，将亚马逊所有在欧洲的收入的四分之三以近乎免税的方式转给母公司。”
美团是否使用了类似的“财技”，规避其社会责任，这也值得深思。
无论是内部治理，亦或者外部责任，美团的根本问题正是“夫妻店”模式下的决策黑箱——其成功之处，在于话语权集中下有利于快速决策于发展，但问题也在于，内外部的长期问题无法解决，隐患始终难以得到真正的解决。
黄峥给出的解法是隐退一线，同时进行股权重组：将7.74%股份划归合伙人集体，3.37%回馈天使投资人，另捐出2.37%（约1000亿元）成立“繁星慈善基金”，承诺三年内不减持。并称“拼多多已从‘三岁的姚明’成长为‘少年’，是时候交给更年轻的管理层。”
但更通行的方案还是，主动站在阳光下，接受规则的监督。“低毛利”、“亏损”、“不挣钱”的迷雾之中，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财务谋局，从来都不仅关乎于王兴一家或美团一个公司，更关乎围绕着美团这个平台的所有商家和消费者。
在区块链技术已能实现实时分布式记账的时代，科技巨头们却还在用最原始的股权架构、利益集中最大化的夫妻店管理架构。在这种状态下，产生任何社会责任和财务上的问题都不会奇怪。历史终将证明，阳光才是最好的财务消毒剂。
来源公众号：一家之言商评配资著名炒股配资门户
民信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
